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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佛教的起源与发展

来源:中国民族报|作者:华方田

一、澳门佛教的渊源

澳门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必然与中国佛教特别是岭南佛教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中国佛教特别是岭南佛教,是澳门佛教的源头活水。

(一)滨海法窟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岭南作为来自南亚、东南亚众多僧侣的入华地,是很多外国僧侣开始其佛教活动的场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康僧会、昙摩耶舍、求那跋摩、佛陀跋陀罗、求那跋陀罗、真谛等。这一时期佛教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佛经的翻译和讲习。广州不仅是佛教传入的重要地点,而且也是后来中国僧侣出洋取经求法的出海口。据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载,在初唐前往印度求法的56人中,有34人是从海路(大多在岭南)走的。义净等五人也是从广州光孝寺出发前往印度的。

禅学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潮之一。禅学之传入岭南,亦不会晚于两晋之际。求那跋陀罗(394—468)于元嘉十二年(435)由海路至至广州,他所译出的《楞伽经》是中国禅学的基本著作,对中国禅学特别是禅宗的传播影响巨大。被奉为中国禅宗东土初祖的菩提达摩也是从广州入华的,时间是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

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三祖僧璨,禅法只在师徒间流传,影响不大,更不用说形成严格意义上的佛教宗派了。从道信至弘忍,逐步形成了比较明确、系统的禅法主张和实践形式,建立了以湖北黄梅为中心的规模较大的僧伽集团,这就是所谓的“东山法门”。最能体现岭南禅文化精神的是慧能所开创的南宗禅。五代、两宋时期,岭南佛教发展迅速,临济宗、曹洞宗和云门宗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以南华寺为中心的临济宗势力尤大。元朝之后,一直到明中叶,岭南佛教的发展陷入停滞。明万历以后,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社会变迁,为禅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明末清初的岭南佛教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曹洞宗已压倒临济宗而成为最为强大的宗派。中国禅宗史上历来有所谓“临天下,曹一角”的说法,但对这一时期的岭南来说,此“一角”的势力非常壮大。事实上,清代岭南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无明慧经的门下。清中叶以后,国运不昌,战乱频仍,禅宗在全国范围内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虽然在清末民初,也曾出现过虚云之重振南华、中兴云门与太虚之佛教革命等振兴佛教的努力,但从整体而言,佛教的式微是显而易见的。

(二)从译经僧到遗民僧

若从岭南佛教僧侣的构成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岭南佛门的僧徒结构都具有自己的特点。简单地说,两晋南北朝时是译经僧,唐宋时是市井僧和流放僧,明清之际是遗民僧。“他们的出现与岭海之间的文化地域有什么关系,这既是宗教地理的问题,又是文化地理的问题”。同时,这些不同性质的僧侣又给岭南佛门带来了新的不同的风格,输入了新的血液。

广州自汉武帝以来就是内地通往南海的重要港口,至唐时成为著名的“广州通海夷道”。这条历史悠久的海上通道,同时也是传播“海潮音”的重要途径。魏晋以来,活动于岭南的译经僧很多, 在此不一一列举。这些译经僧通过翻译和讲习,把许多重要的佛教经论介绍到中国,带来了佛教的新观念,并培养了一大批佛学人才,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至巨,岭南也因此成为著名的“滨海法窟”。

市井僧和流亡僧是岭南佛教中的一大特色,对岭南佛教思想和风格的演变有很大的影响。“市井僧是岭南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他们贫富悬殊,各行其道,不受佛门清规的制约,经商娶妻,僧其名而俗其实唐宋时期的岭南,这种经商婚居的市井僧很多,并有一特殊的称呼曰“师郎”。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所著《投荒杂录》中说:“南人率不信释氏,虽有一二佛寺,吏课其为僧,以督责释之土田及施财。间有一二僧,喜拥妇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曰师郎。”庄绰《鸡肋编》的描述更有趣味: “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商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欲落发则行定,既剃度乃成礼。……尝有富家嫁女,大会宾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来,喧呼‘王郎至矣!’视之,乃一僧也。客大惊骇,因为诗曰:‘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这种情况“属于岭南佛门的化外现象,在宗教上是荒谬的,在历史上则是合理的。他们把出家当生计,虽剃发易服而未脱骨换胎,继续保持俗心俗行”。“表明佛教文化在岭南的展开,并非纯之又纯,而是变异多端的”。

流放僧是指被贬岭南的罪僧。中古时期的岭南,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和中原及江南相比,可以说是蛮荒之地。因此,唐宋以来凡是被判有罪的人,不管是官吏还是僧人,经常被流放到炎热荒芜的岭南。在被流放到岭南的僧侣中,影响较大的有大慧宗杲(1089—1163)和憨山德清(1546—1623)。

宗杲,俗姓奚,宣州(安徽)宁国人。17岁出家,曾拜临济宗湛堂文准(1061—1151)和圆悟克勤(1063—1135)为师,是两宋之际临济宗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年在汴京,宋钦宗曾赐予他“佛日大师”之号,汴京陷落后,颠沛于江浙广闽等地,绍兴十一年(1141),因受到秦桧迫害,被追牒流放。先居湖南衡阳,十年后移广东梅州,又五年,到绍兴二十六年遇赦放还,前后共度过了十五年的流放生活。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赐予他“大慧禅师”之号,第二年去世,谥号“普觉”。宗杲生逢乱世,抵御外侮、保家卫国是时代的主旋律,衡阳十年、岭南五年的流放生活,更坚定了他的忠君爱国之心。他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宗杲的这种忠君爱国之心,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也反映在他的禅思想中。他提出的“菩提心则忠义心也”的主张,正是其“以忠孝作佛事”理论的最好诠释。

德清,俗姓蔡,字澄印,别号憨山,安徽全椒人。少习儒书,19岁岁出家,遍学禅、华严、天台、法相,博通内外。万历二十三年(1595)因私创寺院罪充军雷州,万历四十二年(1614)遇赦。在广东期间,德清入南华寺礼六祖肉身(1596)、冠巾说法(指身着囚服说法)、中兴曹溪,以戴罪之身,兴佛教大业。清宋广业《罗浮山会编》卷五《人物志•德清》中对德清的说法经过与影响有这样的描述:“(憨山)赭衣见大帅,执戟辕门,效大慧(宗杲)冠巾说法,构丈室于行间,与弟子作梦幻佛事:以金鼓为钟謦,以旗帜为幡幢,以刁斗为钵盂,以三军为法侣。居五年,往来曹溪罗浮间,大鉴之道,勃然中兴。”可以说,德清对中兴曹溪的贡献是巨大的。

德清虽然属临济宗系统,但在佛学思想上却不局限于禅学,而是兼修净土、律、华严诸宗,通达儒、道之学,主张诸宗融合、三教合一。他非常重视禅净双修的意义,认为在佛所说的百千万法门中,“其最要者,为参禅、念佛而已”。“初参禅未悟时,非念佛无以净自心,然心净即悟心也。菩萨既悟,而不舍念佛,是则非念佛无以成正觉”。因此, “念佛即是参禅,参禅乃生净土”,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相辅相成的。关于儒、释、道三教的特点,他认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在调合儒释方面,他主张,佛之五戒就是儒之五常,两者是统一的。“且佛制五戒,即儒之五常: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但从佛口所说,言别而义同。”德清在广东的传法活动和中兴曹溪的努力,对岭南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禅净兼修、三教合一的佛学思想,“不仅促进了居士佛教的兴起,而且为遗民逃禅提供了理论导向”。

遗民僧的形成完全是时代的产物。满清入关,明朝灭亡,在这明清易代之际,遗民逃禅成了时代的风气。此时的岭南,皈依即是归隐,遁入空门即是敦尚节义,僧舍尼庵成为抗清志士们的避难所。在遗民僧里面,有许多是士大夫出身,中过举人,点过进士,深受传统儒学的薰陶,能诗会画,经世致用。随着遗民僧的大量涌入,给佛门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清初的岭南佛门呈现出许多新的精神风貌,沾儒风,擅外学,会通内外,遗民情重,由此也导致了佛教内部僧侣结构的变化和风格的演变。

 二、澳门佛教的历史发展

(一)普济禅院

创建于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的普济禅院,是澳门本土佛教有史可考的最早纪录。关于普济禅院的始建年代,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该寺创建于明天启年间,其根据是院内存有一块名为“祀坛”的碑石。据说该碑石“高逾四尺,是花岗岩石,俗称麻石,中间刻着‘祀坛’两个大字,两边各有一行小字,一为‘天启七年七月吉日立’,一为‘南邑许望官喜舍’。”又据说,此小屋位于今普济禅院的慧因大师纪念亭一端,属游人止步的范围。屋内还有两块重修望厦祀坛碑记:一块立于清朝道光十三年(公元1823年),另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碑石上刻着:“普济禅院祀坛之建创自明天启七年闽省南邑许望冠所造也向在院外之右”,“道光十三年集众捐资重修……将祀坛迁建于院内之花园俾香烟有赖且可免设司祠之人”。其实,此“祀坛”原本就不是普济禅院之物。据邓《志》卷三《坛庙》说:“坛则不屋,达天阳也;庙则不坛,兼人享也;幽明屈伸之义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事孔明,后世所忽……”申《志》卷二《坛庙》所记与邓《志》基本相同。由此可证,此祀坛的确本非庙中之物,本来是村民用来祭祀无后的孤魂野鬼的,在方志中的正名为“厉坛”。又有别名为“义祀坛”或“无祀坛”,如莲峰庙旁的祀坛便有此称。所以,此祀坛虽然现存于望厦普济禅院的花园内,但其最初实与禅院无涉,其纪年不可作禅院创寺之证,但却可以为望厦村开村年代之证。由天启七年“祀坛”之碑石,可证望厦正式开村立坛就在天启七年。此“祀坛”其实就是设在望厦村村口的社稷坛,所谓开村立社,两者应是同时进行的。但自清道光以后至现在,人们便一直误认为祀坛碑是属于普济禅院之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清末以来已很少人知道明至清前期所实行的“坛则不屋”和“庙则不坛”的原则了。因此才有为坛加屋甚至把坛搬入庙内的现象出现和流行。再说,祀坛的性质和含义本身更可证明其本非崇拜观音的观音堂亦即普济禅院所应设的(注:此段参阅澳门大学谭世宝教授的打印稿。)。

既然不能以“祀坛”的年代确定普济禅院的始建年代,那么,前述该院建于崇祯五年的说法根据何在呢?证据有二:一是普济禅院大雄宝殿古铜钟。李鹏翥在《澳门古今》中说:“普济禅院的大雄宝殿,庄严宏伟,内供三尊三宝佛像,俱是丈八金身,魁梧奇伟;旁悬一个大铜钟,古色斑驳。原来这个铜钟在《香山县志》中有所记载:‘普济禅院钟款,右钟在澳门望厦村,款云:崇祯五年。’”(注:李鹏翥著:《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分社/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15页。)若此说属实,则此庙始建之年当为崇祯五年(1632)。因为铜钟应是立庙的基本必须用品之一,而且是长久性的耐用品,故开光启用后无特别原因就不会更置。二是普济禅院后山的普济寺普同塔。据普济禅院上任住持慧因在塔后的碑志上称:“本山自天启三年由循智祖师斥衣钵资购下,崇祯五年建斯普同塔。雍正癸卯比丘天树、乾隆丙午比丘静持、同治癸酉比丘畅澜均重修之。至民国丙子,塔渐颓毁,比丘遐龄、比丘济航经营之,遂成今观焉。”此碑志所提供给我们的明确信息,正如《澳门宗教》的作者之一郑炜明所说:“由此碑志我们可以推知普济禅院或最迟于明朝天启三年(1623)起已开始经营,创院祖师为循智大师,而普同塔则始建于明崇祯五年(1632),立志的慧因大师乃普济禅院的前任住持,他的说法应该可信。”(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3页)至于普济禅院的创建时间,虽无明示,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创院祖师循智大师于天启三年开始斥资经营,九年之后即崇祯五年普同塔建成,这一时间恰与普济禅院大铜钟的款文相符。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普同塔的建成时间就是普济禅院的落成时间,同在崇祯五年。这样规模的一座寺院,从筹划至建成,历经九年时间,是完全可能的。而若因此认为“寺庙建于明末天启年间,1623年投入使用”(注: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东方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42页。),则显然属于误断。

    普济禅院是澳门最古老巨刹,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建筑雄伟。《澳门纪略》曰:“旧有普济禅院。”《香山县志》亦云:“普济禅院在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原名观音堂,在昔日望厦村的东面,因供奉观音菩萨而得名。在望厦村的西面,原有一所观音古庙,是土著村民所建,规模较小,每逢观音诞辰,只许本地村民膜拜,排挤外地信众,因此当时居澳的福建籍人士便发起建成比原古庙更为轩昂的观音堂。观音堂建成后,三百多年来,几经扩建,终于发展为规模巨大、庄严宏伟的普济禅院。

(二)开山祖师大汕

普济禅院建立不久,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明清鼎革,遗民逃禅成为时代风潮。在这股汹涌澎湃的遗民浪潮冲击下,岭南佛门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不完全统计,仅皈依在曹洞宗第三十四代传人天然函罡座下的“今”、“古”两辈遗民,包括出家者和居士,就有一百多人。(注:陈伯陶著:《胜朝粤东遗民录》卷四。)遗民逃禅的风潮不仅对岭南佛门有巨大的影响,对澳门佛教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明末清初的遗民僧,掀起了澳门佛教的第一次高潮。

遗民僧中对澳门佛教影响最大的,首推石濂大汕。  大汕(1633 —1705)字石濂,亦作石莲、石湖,号厂翁,亦号石头陀。俗姓徐,江苏吴县人(一说江西九江人)。大汕“幼而警敏,善画仕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注:潘耒:《救狂砭语》,第55页。)大汕出家的原因不详,有说其曾当过府县门役,因“以讼亡命”而“剪发为头陀装”。(注:《南海百咏续编》注,见《独漉堂集》,中山大学出版社。)中年以后,大汕来到广州,在广州一住30年。初时以卖观音画为生,后得平南王尚之信赏识,住持广州城西长寿寺。大汕交游广阔,经常出入官绅、士人中间,与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吴梅村、陈其年、高士奇、王士祯等名流都有交往。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春,大汕应越南阮主时代的显宗阮福周(明王,1692—1725)之请,前往顺化、会安传法。次年满载金银珠宝而归。此时,大汕与岭南名士潘耒交恶,与屈大均等亦皆失和,康熙四十一年(1702)被粤东按察使许嗣兴以“讼上”、“通洋”等罪名擒治,押解至赣州,至于山寺,皈依者甚众,又为江西巡抚李基和逮解回籍,死于常山途次。

大汕天资独具,颇有匠心,能诗会画,通星象律历,善园林设计,喜新奇器玩。著述甚丰,但多已不存,主要著作有《离六堂集》和《海外纪事》。1696年秋大汕回广州后,出巨款修建长寿寺、峡山寺,并扩建澳门普济禅院。长寿寺位于广州城西郊,万历三十四年(1606)巡抚御使沈正建所建,至康熙初已废。经大汕重修的长寿寺,“文木为梁,英石为壁,曲房奥室,备极精工”(注:张渠:《粤东闻见录》。),具池沼、园林、宫室之胜。内有离六堂,池水与江潮相通,池上复有小桥。清远峡山寺,又名飞来寺,为平南王尚可喜所重建,后转赠大汕作为长寿寺下院。澳门普济禅院祖师堂,是专门纪念禅院开山祖师大汕和尚的内堂,堂内悬挂着大汕的自画像,画中法师长发披肩,目光坦荡。两旁的对联“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道出了他的传法业绩,也透露出这些寺院之间的密切关系。

清代的曹洞宗僧人多出自湛然圆澄和无明慧经门下,其中,前者习称云门系,后者习称寿昌系。清初曹洞宗中影响较大的禅师,乃多出自寿昌系。石濂大汕就是属于曹洞宗寿昌系的僧人,关于其禅法传承,历来争论颇多。大汕的早期学法经历,难以详考。据称曾印法于觉浪道盛,他也自称是道盛的嗣法弟子。

大汕著有《证伪录》一书,批判由霁仑超永等编的御序《五灯全书》。大汕反对《五灯全书》把觉浪定为曹洞宗三十三世之说,而将觉浪定为第二十八世,他自己当然也就是第二十九世传人。这一说法虽然在当时不能被大多数僧侣、文士所接受,但却被澳门普济禅院所承认。今天普济禅院祖堂中的《西天东土历代祖师菩萨莲座》,上写“洞宗第二十九世开建长寿飞来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7页。),将大汕视为开山祖师,尊崇备至。

大汕的禅法思想和人格特征,包括其俗世化倾向、三教合一观念、禅净一致理论与实践、不忍忘世的情怀、富有商人气息的风格等等,都明显地受到了岭南佛教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澳门佛教的特点与走向。

大汕晚年虽然受到清当局的逮解和许多士大夫的冷落与批评,被贬为“混迹法门,追逐名利的投机家”,被称为“妖僧”,以至死于押解途中,但在澳门,由于大汕对普济禅院的重修,和他对发扬和坚持中国佛教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而受到普济禅院及澳门佛教界的一致推崇。可以说,说到澳门佛教,不能不说普济禅院;而说到普济禅院,则不能不论及大汕和尚。

大汕之重修普济禅院,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这一澳门的最古老寺院有了远胜昔日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在17世纪末中西文化交错杂陈的澳门,通过对普济禅院的重修,使这一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寺院成为坚持和保存中国文化的阵地,同时也成为明末清初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士大夫的雅集之所。

在17世纪末的澳门,西方天主教正通过这里传向中国内地。此时的澳门,教堂林立,教士聚居,教徒纷杂。中西文化相互交错、相互矛盾、相互融合,西方教堂与东方禅林并列杂陈,中华文化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与冲击。在这个时候,大汕重修普济禅院,尤如树起了一座中华文明的丰碑,对于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扬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重修之后的普济禅院,同时也变成了不肯降清的明末遗民文士的聚集地。慵叟在《澳门杂诗》中说:“明末诸遗老多为澳门之行。”而来澳门,又多居于普济禅院。现在,普济禅院中仍存有迹删的草书屏条、天然函罡的行书诗轴、澹归和尚的《丹霞日记》和行书条屏、罗岸先画的《米南宫拜石图》、黎简的行书对联和隶书中堂、陈恭尹的诗幅等等。“普济禅院在三个多世纪中成为了在澳门这个中西文化杂陈的都市中保存和展示中华文化的中心地”(注:姜伯勤著:《大汕大师与禅宗在澳门及南海的流播》,《文化杂志》第13、14期,澳门文化司署出版,第131页。),这与大汕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三)近代的振兴

经历了清初佛教的短暂兴盛,到了清中期以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不可避免的衰落趋势,澳门佛教的发展也陷入停滞。到了清末及民国初年,随着大陆佛教复兴运动的蓬勃兴起,澳门佛教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澳门佛教在近代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寺院的普遍重修和扩建上。寺院是佛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寺院的多少和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兴盛或衰落。普济禅院经过大汕的重修之后,清嘉庆戊寅年(1818)又重修了一次。经过这次重修,禅院已颇堂皇,但内部左右偏殿,还未有西厅各堂,东厅亦只有数楹,僧舍过少,名实未符。到咸丰年间,历经40年的风雨侵蚀,詹牙殿角,已呈飘颓。当时住持畅澜和尚发起募捐,于咸丰八年戊午(1858)大事重修,东偏拓展园亭,增建僧舍,西厅各堂及地藏殿亦相继落成。今日所见的普济禅院,其大致规模,即于是次重修扩建而奠定。(注:李鹏翥著:《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分社/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19—220页。)

另外,澳门佛教净土宗寺院菩提禅院(约始建于1933年)和无量寿功德林(始建于1925年)皆始建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澳门禅宗另一重要派别临济宗的寺院药王禅院(始建于1933年)和竹林禅院(始建于1911年)亦创建于这一时期。

观音信仰是澳门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澳门观音庙的修建和扩展与佛教的发展状况是同步的。这一时期,在澳门本岛及离岛新建的观音庙有位于氹仔的观音岩庙(建于1871年)、位于氹仔墟的观音堂(约建于1902年)等,位于路环九澳的观音古庙也于1839年得以重修,位于澳门旺厦的观音古庙更是于1867、1876和1882年数次重修(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4页。)。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佛教在近代澳门的兴盛与发展。

澳门佛教在近代的发展与繁荣,还表现在佛学教育的开展、佛教组织的创立以及佛教出版物的出现。澳门女子佛学院即始建于这一时期,创办者是香港绅商何东的夫人张莲觉居士。张居士也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徒,热心公益,为了改善港澳地区的女子社会地位,于1929年在澳门和香港两地分设宝觉日夜义学校,又在澳门无量寿功德林创办女子佛学院。女子佛学院得到了功德林创办者张玉涛居士的大力支持,招收了数十名港澳学生,在此研习佛学,接受教育。后来由于张玉涛居士出家离职,佛学院无人授课,自行停办。

本世纪30年代末,竺摩法师从内地来到澳门,不久,在澳门创办了澳门佛教界历史上第一份自己编辑出版的佛教刊物——《觉音》月刊,编辑部设在位于三巴仔街的无量寿功德林。《觉音》的创办成为沟通澳门佛教界和内地佛教界的重要桥梁,为澳门近代佛教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由尹法显居士创办的澳门佛学社是澳门最有影响的佛教组织之一,该社曾于1951年8月17日出版《无尽灯》创刊号,该社社长也是竺摩大师;澳门佛学社在1952年曾开办澳门佛学社佛教平民义学,收学生40余人;1953年又邀得香港的弘经法师至澳门宣讲《心经》。1953年秋天,比丘尼净觉、觉源两师徒创办澳门净觉学社,有学生40余人。

本世纪40年代末,澳门佛教界还有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情,就是虚云大师的澳门弘法。1947年农历八月初一日,应澳门佛教僧俗释宽如、释宽荣和李民欣居士的邀请,虚云大师来到澳门讲经说法,在平安戏院开示归戒。此次说法,盛况空前,影响甚大,皈依者众多。在说法中,虚云首先宣说什么是“法”,认为“法者即众生心,众生心与佛心本无二心。是心具足一切法,即法即心,即心即法”(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8页。)。

然后依次讲三归五戒,“佛虽说种种法门,无论大小乘戒,皆以三归五戒为根本……故三归五戒,是导世之良津,拔苦与药之妙法”。因此,“先释三归,次明五戒”(注:同上引书,第19页。)。在对三归五戒的阐述中,他把三归和五戒归结为“一心”与“摄心”,认为,三归“虽名三种三宝,其实唯是一心,更无别法”(注:同上引书,第20页。),若要不犯五戒,“重在摄心,妄心若摄,分别不起,爱憎自无,种种恶业,何由而生”(注:同上引书,第23页。)。虚云大师的澳门弘法,在近现代澳门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现状与展望

在澳门,现有大小庙宇40多所,以及数十所土地庙神社。在这些庙宇中,可称得上“遍地寺庙,满天神佛”。这大小寺庙宫观,多数集中在澳门本岛。这些庙宇有的属佛教系统,供奉诸佛菩萨及其部属,如观音堂、菩提园等;有的属于道教系统,如位于三巴门的吕祖仙院等;有的属于敬天法祖的儒家正统;但绝大多数是属于融合儒、释、道三教于一体的民间信仰,如属于妈祖信仰的妈阁庙、天后宫、天后古庙,属于观音信仰的观音堂、观音岩、观音古庙,还有康公庙、谭公庙、北帝古庙、莲溪庙、康真君庙、医灵庙、包公庙、三婆庙、三圣宫、武帝殿等。在这些庙宇中,供奉着形形色色的神灵,他们或者各自为政,互不相扰;或者和平共处,一起享受信徒的供养和礼拜。值得注意的是,澳门的大多数庙宇,特别是属于道教和民间信仰系统的,一般都没有出家人居住,而由在家信徒或街坊值理会负责管理。

澳门现存的有出家人居住的庙宇大都是属于佛教系统的,这些庙宇分属于比丘、比丘尼两个系统,其中,属于比丘系统的主要有普济禅院(俗称观音堂)、莲峰庙、妈阁庙、菩提园(菩提禅院)、药山寺(药王禅院)、竹林寺(竹林禅院)和澳门禅净中心;属于比丘尼系统的主要有无量寿功德林、紫竹园、香阑禅、永善莲苑、菩提堂等。

澳门佛教徒的人数很多,但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因为大多数居民信奉中国传统宗教,他们很难分得清哪些神灵是属于佛教的,哪些又是属于道教、儒家或民间宗教的。据1970年统计,信佛的人占居民的76.7%,这其中包括了儒、释、道三教及民间信仰者。(注:参见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东方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39页。)更有澳门当地的报纸称,起码有90%以上的家庭每日烧香拜佛,家里设有佛龛,早晚三柱香,节庆日则进庙参拜。(注:参见魏秀堂著:《澳门面面观》,中国建设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87页。)

澳门佛教界的比丘和比丘尼的确切人数也很难说清,有的说有僧尼60余人(注:参见李桂玲编著:《台港澳宗教概况》,东方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40页。),有的说有20人左右。

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目前,澳门的僧尼从来源上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澳门本地(指持有澳门身份证)的比丘和比丘尼,人数极少,不超过20位。二是来自中国大陆的,近些年有一些中国大陆(以广东、福建居多)的僧人以各种不同的途径来到澳门,协办各种法事。这些僧人流动性大,数量不定,一般在十几和几十位之间。其三是来自香港(持有香港身份证)或台湾而在澳门定居传法的。这一类僧尼最有代表性,他们常往来于澳门和香港之间,在港澳两地都有寺院和佛事活动,其人数亦不超过10位。因此,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除了数目不定、流动性大的第二类之外,澳门的常住僧尼人数应在30名以内。澳门三大古刹的住持机修法师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澳门的僧尼人数分别在20名以内;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菩提禅院住持健钊法师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说,澳门大约有比丘10名,比丘尼20名。

澳门佛教的主要宗派是禅宗和净土宗,禅宗中又分为临济宗和曹洞宗两家。澳门三大古刹之一的普济禅院,就是至今保存得很好的曹洞宗寺院之一。

澳门禅宗的另一派别是临济宗。临济宗是禅宗五家七宗中传播范围最广的一家,但不知何故,在以前那么多有关澳门宗教或佛教的著述中,我们竟然没有看到对澳门临济宗的介绍。我们在考察中发现,澳门现有两座临济宗寺院,即竹林寺和药山寺。这两个寺院的历史均不长,但皆与广州的临济宗寺院华林寺有很深的渊源。

澳门佛教的另一重要派别是净土宗,传法道场在菩提禅院。菩提禅院,原名菩提园,亦始建于本世纪三十年代(约1933年),原户主是当时岭南的著名画家罗宝山。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释智圆法师以俗名李屏祥的名义购入原菩提园的主要部分。经过数十年的苦心营造,到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前期,菩提禅院已逐渐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独具特色的佛教寺院。智圆大师是澳门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据1989年立的《氹仔菩提禅院碑》称,智圆法师是浙江金华人,1928年于杭州昭庆寺受戒,后来长期在广东弘法。抗战期间自中山石岐徙澳门,初建智心佛堂,为弘法道场,又办莲友互助社以安置老弱,最后购入菩提园加以扩建,使之成为澳门佛教净土宗的重要道场。

位于澳门本岛三巴仔街13号的无量寿功德林,是澳门净土宗的另一重要道场。无量寿功德林多年来禀承传统,勤修净土念佛三昧,成为澳门佛教女众的主要道场。现有比丘尼四人,即德修、祥信、普持和闻正。

禅宗和净土宗是澳门佛教中的主要派别,而倡导禅净合一、禅净双修则是澳门佛教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与中国内地佛教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

近年来,密教也开始在澳门传播,出现了金刚乘佛学社、澳门佛教正法明法轮会等密教组织。其中,前者属于西藏密宗宁玛派(俗称红教),全称为“西藏密宗宁玛派金刚乘学会”;后者则主张显密双修。1992年初成立的国际联密佛教慈航会澳门分会,创会者是香港以密宗秘法闻名的陈果齐。另外,还有原属于日莲正宗的国际创价学会,有据说是天台宗传承的佛天法师道场等。

妈祖信仰、观音信仰是民间传统信仰的两个中心,对其他海神和传统民间神祗的崇拜亦很普遍,而所有这些皆与佛教信仰相互交涉在一起。佛教与民间宗教的相互交涉是澳门佛教的另一个主要特点,这一问题既涉及到民间信仰的起源及在历史上与佛教的相互影响等历史问题,又涉及到当今澳门各寺观庙宇群神共处、一般信众逢神即拜、神佛不分等现实问题。

澳门佛教组织的发展历史可追溯至本世纪初叶。1918年张玉涛居士(观本法师)仿效当时内地的居士林、讲习会等学佛组织,在澳门创立佛声社,招集佛教信众学习佛法,提倡素食。1934年,已于三年前(1931)正式出家为僧的观本法师曾于无量寿功德林组织佛学院。民国时期活跃于澳门的佛教组织有澳门佛教解行学社,又名澳门佛教密严精社(注:郑炜明、黄启臣著:《澳门宗教》,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1版,第14页。)。抗战期间,有皈依吕祖的罗浮白鹤观弟子李劲唐(法号若虚;他又皈依西藏多杰觉扰拔师,勤修密法),以其所创的广州梅花村梅花精舍移至澳门大三巴,崇祀圣神、太上道祖、观世音和三宝,修持无极气功,行道密双修之法,成为后来香港崇珠阁佛道社的前身(注:黄兆汉、郑炜明著:《香港与澳门之道教》,加略山房有限公司,1993年8月初版,第7页。)。
                    
现在澳门的佛教组织以及与佛教有关的组织有很多,其中影响较大、活动较多的有澳门佛教总会、澳门佛教青年中心、地藏殿、金刚乘佛学社、澳门佛学社、澳门创价学会等。